西安事变中被淡忘的关键人物黎天才(2)
作者:www.luntan9.com来源:www.luntan9.com时间:2019-05-14

二 黎天才的一生及其与张学良的关系

黎天才,山东蓬莱县人,1900年(一说1901年)生,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,黎天才初为笔名,后为常用名。黎自“五四”起投身政治:先与天津的韩麟符(后为中共党员,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,1933年为孙殿英军政训处长,孙军兵败后隐居乡间遇刺身亡)、刘清扬,北京的李大钊、罗章龙等熟识;渐与韩交好,同组织“澄社”,取义于“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”;曾以论尸子哲学的文著往见胡适先生,得到特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。罗章龙的回忆录《椿园载记》中,列出了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”,其中有“李渤海”。罗先生未刊用的回忆录中提到黎天才,说黎“为人有才干”,“亦有文采,工书法,书宗北魏”。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,北京举行元宵节大游行以声援,韩麟符任游行总指挥,黎任副总指挥。此后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,不久转为中共党员,介绍人为高君宇、何孟雄。加入组织后,黎天才任职频多,党、团、工会之间,屡有调动,曾往开封接洽驻军,曾回山东襄理党务,曾到铁路系统巡视工运,短时间里,学运、工运、军运都曾参与。黎天才于1926年秋调回北京,负责市委宣传工作,又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。此时李大钊已匿居苏联使馆,使馆内中共组织包括大钊先生同外界的联系,多靠黎奔走,进而由他代理李大钊所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一职。李大钊等遇难后,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。

1927年夏秋以后,“左”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,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,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张作霖部逮捕。刚入狱,黎便遭受双重意外: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他,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;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。加之当局动用酷刑,黎天才招认了。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,1.2万余字,为李大钊赏识,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“苏联阴谋文证”中,所以张作霖和杨雨霆识黎为人才,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,从此他叛向奉系,替东北军效力。张学良继任后,黎天才逐渐被重用,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。于此同时,黎天才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北方特科,与山西实力派阎锡山,以及国民党的复兴社等均有联系,上至蒋介石,下至各党各派各色特务,游刃于方方面面间。

黎天才和张学良相处,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:第一段,从他始为奉系服务,并担任张学良私人秘书起,到张学良回国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止,前后约三年,大体上可称为北平–沈阳时期。黎天才初次为张学良出谋划策,是应询提交了“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”,深得张学良赏识。“九一八”之后,黎迅速帮助张学良建立起东北沦陷区情报网,主办对日、伪情报,同时在全国各地也有情报站。黎在北平的最后一年,适张学良下野出国,他继续负责东北网及各地情报工作,没有因蒋介石的亲手拉拢而倒向南京方面。第二段,张学良回国,黎赴码头迎接,张出任豫鄂皖三省“剿总”职务,黎最先召到武汉,并受命组建张学良的机要处,出长机要。这一段可称为武汉时期,前后达一年半。其间,黎表现得不显山不露水,却帮张学良处理过几桩棘手的“内部”事务,更秘密的是,他暗中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产生兴趣,并设法满足张学习理论的渴求,物色专人(先荐潘文郁,继为吴雨铭,均为前共产党人)辅导。最后一段是西安时期,大约15个月,表面上黎是多了一个西北“剿总”政训处副处长的头衔,应付与防备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渗透,骨子里他在劝导张学良“做狮子,不做绵羊”,背着党国“领袖”,大力推行他自己的主张。黎天才按张学良用意,找“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”,正式推荐了罗章龙等,“以讲学为名,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(指东北军——引者注)的政治工作”,为前共产党人渗透开展“组织”活动,提供了便利。黎天才还根据张学良的授意,秘密策划“独立政党活动”方案,包括“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”,都由黎写具体方案,而黎也是会同身边的前共产党人集体商议,由吴雨铭和李希逸往返于西安–开封,直接和罗章龙密议,瞄准“兵变”寻思谋略。此期间活动的史实,至为重要,有待认真探讨。

西安事变爆发后短短的十多天里,黎天才的公开任职为“设计委员会”委员,再兼“宣传委员会”常务委员(即召集人),三天后为回避陕北的中共要员自请调任;受张学良之命起草了八项通电,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敲定,实际上是西安事变公开的政治纲领;临潼行动时缴获了蒋介石公私文件共6箱,张学良令现场指挥刘多荃师长用卡车速送至黎天才私寓,交黎负责审查;当张学良陪蒋介石上飞机时,黎经授意去和周恩来、秦邦宪谈话,却未透露张即刻将起飞的半点消息;张学良送蒋不归,西安方面的将领们不放心,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视,遂至被南京方面软禁,成为西安事变中继张学良之后遭此厄运的又一人。几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诸方人物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今之所见对这几件事的历史记述中,却大多避而不谈黎天才其人。

1936年12月30日,黎天才不顾危险飞往南京,代表西北三方探视张学良,随即被戴笠等软禁。全面抗战后才保外就医,逐渐恢复自由。此后他坚持不西撤,留居上海,化名王文德,无正式职业,亦脱离政治。抗战胜利后,黎重新介入社会事务:初为某造纸企业顾问,后经营小店,1948年应周伟龙(后去台湾,以通共罪被处置)之邀,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;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,工作积极无误;次年上海解放前夕,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,时任原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(桥梁专家),布置保证水、电、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;共产党得天下,黎天才选择留居上海,“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”,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,继为经理,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,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。

1955年5月,黎天才被捕入狱,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“叛徒、反革命”,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,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,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,1961年8月7日死于狱中;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,予以平反。(改判书的大意为:根据中央文件精神,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“既往不咎”的政策对待,重新审理判决,改为撤销原判,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。

三 黎天才同北方的两个秘密组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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